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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从《新资本论》看中国贫富差距扩大

最近，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很火，其新作《21世纪的资本》一经出版，即引发了激烈争论。

该书的主题即是贫富差距问题。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过去30多年来20多个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大幅上升，财富所得占整体GDP的比重明显提高，从1975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5%～30%；财富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如美国1%最富有人群所占资本量从二三十年前的不到10%上升到今天的20%以上；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出路在于对高财富群体和资本征收高额税收。

之所以引起争论，一方面是因为他戳到了当今社会的痛处，另一方面其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研究样本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没有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情况，而且没有将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区别开来，政策建议显得过于简单。

贫富差距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各种民意调查中，贫富差距大常常是居于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前三位问题之一。从数据来看，贫富差距确实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还有一些机构的调查显示，情况可能更严重，如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有关中国贫富差距的报告指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55，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

同时，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较大。从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后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后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震荡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点3.33倍，随后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40～1950年为1.6～2.0倍，1970～1990年为1.28～1.33倍，到了21世纪初缩小到1.17倍，目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同。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美英等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只有中国等三个国家超过了2倍。

必须指出的是，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是相互关联的两个不同概念。收入差距是一个流量概念，贫富差距则是一个存量概念，两个概念无论性质上还是范围上都存在显著的区别，但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积累会转化为财富差距，财富差距的增值则是当期收入的差距。

贫富差距是由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形成的。影响贫富差距的个人因素有：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身体状况、个性品格、勤奋程度等。影响贫富差距的社会因素有：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福利保障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垄断特权制度等。个人因素虽然重要，但不好把握，且有些个人因素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不作重点讨论，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影响贫富差距的社会因素。

具体说来，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较大的主要社会因素(制度视角)有：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长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偏向政府、企业和先富者，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2002～2012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13%；同期美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同期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而1997～2007年的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50%～55%的平均水平，而英国和美国在过去50年中一直在65%～80%之间。

二是财税制度。一方面，对富者征税过少，对穷者征税过多，那些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富豪榜上的富豪，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而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则比较到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给富者过多，给穷者偏少，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有相当比例被富者占用了。

三是福利保障制度。由于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福利保障标准不一，且越是相对弱势的农民、城镇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等的福利保障程度越低，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而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欧洲国家的福利保障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国高达70%，这些福利保障支出基本是按照统一标准全覆盖。

四是金融制度。中国的非市场化利率制度使得企业和储户利益大规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转移。不断出现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集中体现在高房价中)使财富从穷者向富者大规模转移。同时，不规范的股市也成为财富转移、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渠道。

五是土地制度。中国实行农村集体和城市国有两种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的权益是不平等的，在农村集体土地变性为城市国有土地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土地差价收入，导致了巨额土地增值收益从穷者到富者的转移。有人测算，近年政府和开发商仅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就达到约30万亿元。

六是垄断特权制度。由于部分地区(如特区、实验区等)、部分行业(如石油等垄断行业)、部分企业(如国有企业)、部分群体(如部分拥有审批权的官员等)享有较多的垄断特权，因而能更方便地获得更多财富。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享有垄断地位的央企所获得的几万亿元红利中，上缴国家的比例不到10%。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

缩小贫富差距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回到改革前的办法，即通过政府、明君和计划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思路进行；一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通过保障公民的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的思路进行。前者我们以前试过，可以解决部分贫富差距问题，但经济效率会降低、国际竞争力会下降、贫穷会加剧、民主法治可能倒退。所以，我们今后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由于贫富差距大是因部分群体垄断特权多、部分群体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的，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最关键的举措是公平权利配置：保障民权，限制公权，去掉特权。

具体说来，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福利保障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垄断特权制度等制度改革，用制度保障财富的公平分配，以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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